如果引發戰爭的話，美國也很可能放棄台灣，也不一定會幫你。

患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來比較、選擇，由口進食是最好的情況。目前台灣醫學研究團隊也有人體臨床實驗研究探討「小分子褐藻醣膠」與免疫、發炎或癌症藥物的關聯[1]，作為癌症治療在營養方面的支持，目前持續有多項相關臨床實驗進行。

像是我們該盡量減少紅肉、加工肉品（例如香腸、肉鬆、熱狗等）若用抗血管生長因子的標靶藥物，則可能造成病患高血壓、蛋白尿、甚至導致腸穿孔等問題。接受化學治療時，使用的藥物不同反應也不太相同。癌症患者應盡早規劃營養照顧計劃，積極補充營養是抗癌的關鍵。一般來說最常見的副作用是噁心、嘔吐、食慾不振、疲倦。

營養支持可以分成幾個層次。蛋白質對於所有的組織修補都需要，患者接受手術前，醫師都會先檢測病患體內的蛋白質含量。仲介說在台灣的工廠有工作，工作很好，每個月的薪水不含加班費是2萬1000元。

為了讓家人有好一點的生活，我們都付出了很多的犧牲。我下午四點一到工廠就馬上開始工作，老闆給我三個便當，一個是我的晚餐，另外二個是我明天的早餐和中餐，我雖然感到很奇怪，但也只能默默接受。我看著其他越南女生，她們的工作很多，每天都很辛苦，如果我不去工作，她們真的很可憐，所以我只好忍痛去工作。接下來再來看我二次，也是看一下就離開。

老闆把機器裡的模具拿去維修沒告訴我，我按照往常的作業流程啟動機器，機器裡煮沸的溶液頓時全部潑灑在我身上，造成我的臉、脖子、胸部、手三度燙傷。老闆在我住院當天拿走我的手機，不要讓我拍傷口及和家人聯絡。

只知道不斷跟我收錢 2018年3月我發生了職災。在我準備要去銀行借錢時，我的女兒突然生病住院一個月，為了治好女兒的病，我厚著臉皮到處向親戚朋友借錢，我深深覺得我不能再讓家人過辛苦的生活，所以我拿地契向銀行借錢，但銀行不願意借我這麼多錢，我只好把唯一的牛賣掉，我很捨不得，因為牠是我的家人，但是我沒有其他的方法，賣牛的那天我很痛苦。我們的生活很辛苦，家裡有一頭牛，我每天帶著牛去幫人翻土賺錢，每個月大概賺4500元（編按：本文所有幣值均為台幣），我們全家人靠這個收入勉強過生活。2017年3月14日我來到台灣，有一位司機來機場接我去一個地方，我在那裡等到隔天凌晨二點，有人來接我和其他勞工去醫院做體檢，之後台灣仲介來接我，帶我去工廠。

我和家人討論，照仲介說的薪水，大概在一年內我就可以還完仲介費，還有錢幫家人蓋堅固一點的房子，所以我決定去跟銀行借錢。聽哥哥們說，我離開家後，媽媽一連哭了好幾個月，我很難過。仲介帶我去醫院換藥，因為他是台灣人，所以沒有人幫我翻譯醫生說了什麼?我不知道我的傷口應該要怎麼照顧？需不需要復健？因為我新長出來的肉沒長好，醫生決定拿我腹部兩邊的皮移植到手臂上，我看著身上大大小小的疤痕和伸不直的手，我很怨恨仲介，如果他們在醫院有幫忙翻譯，讓我了解傷口的狀況，我就會有機會去做復健，知道如何保護傷口。我工作第一個月收到薪水1萬6000元，我嚇一大跳，這個金額跟仲介當初說的完全不一樣，我感覺憤怒，我覺得被騙了，同時我覺得很煩惱，我不知道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能還完跟銀行借的錢及幫家人蓋房子？但我除了生氣又能做什麼？我只能強迫自己更加努力工作，希望可以賺多一點的加班費寄回家。

我痛得大叫，老闆送我去醫院，我在醫院住了快一個月，仲介在第一天來看我30分鐘就離開。仲介說去台灣工作需要學中文，叫我付4500元上一個月的中文課。

我每天都很努力工作，工作非常辛苦，一天工作12小時，老闆規定我要完成約1000個產品。如果我想去台灣工作，我必須要付14萬7000元給仲介。

我還要上三天的課學習台灣工廠的工作（如：電焊），每天上課要付750元。文：文龍 我是文龍，越南人，我結婚了，女兒3歲。課程結束後，仲介說我將於2017年3月13日前往台灣，我回家向家人告別，大家圍在一起吃飯，我很捨不得離開家，尤其是離開媽媽，因為哥哥們住比較遠，只能偶爾回來看媽媽，我很不放心。我在醫院住四人房，醫生和護士可憐我，常會來幫忙我。老闆脾氣很差，每天都大聲罵人，二個台灣人因為受不了老闆的責罵及辛苦的工作，都陸續離開，剩下和姐和我做全部的工作，後來老闆有再僱用一位越南女生。工廠裡除了我，還有另一位越南女生（我叫她和姐）和二位台灣人。

媽媽年紀很大且身體不好，二個哥哥都沒有住在家裡，所以我負責照顧媽媽。所以我除了付仲介費14萬7000元，加上這些上課的費用和膳宿費，我付了將近16萬5000元

無論是勒邦占士（LeBron James）還是那些領最低工資的無名小卒，總會有共同的利益。勞方當然不是甚麼也沒有爭取到，或者完全未能令到資方妥協，但在史坦任NBA總裁期間，確是資方比勞方更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。

而2011年同樣令賽季縮短的停擺，結果也是資方取得較理想的結果。在1998至1999年停擺前效力聖安東尼奧馬刺的普度（Will Perdue）回憶當年的停擺時曾指史坦「擅長分化球員、分化經紀、離間球員與經紀，球員根本不知道可相信誰」。

本文獲授權轉載，原文見運動公社Facebook專頁。史坦（David Stern）任NBA總裁期間，NBA發生過四次停擺（lockout）。球員能分得到的收入比例減少了，領取最低工資的球員更要面對凍薪兩年的困境。上篇就提過，史坦帶領NBA成為全球矚目的賽事，是有外力之助，不能抹煞了史坦的能力，然而他部分所用的手段，也不是沒有爭議的。

或者這跟史坦本身的手段有關係，勞資談判其中一個比拼點就是團結與否，史坦就積極要令公眾和球員相信東主是團結一致的。事實上，早在史坦成為NBA總裁前的一年（即1983年），他就以NBA球隊東主發言人的身分參與了集體談判。

1983年的集體談判協定，就引入了「薪酬上限」（salary cap）的制度，即球員薪金不得超過NBA聯盟收益的53%。當然，史坦能分化球員需要一定的客觀條件存在。

在1995年前，NBA從未試過因為勞資糾紛而出現過球員罷工或者是停擺，而在這幾次糾紛中，史坦無可避免扮演為資方爭取最大利益的角色。但當大家的地位、知名度和生涯規劃完全是兩回事時，要令到彼此之間放下矛盾，大概比挑撥他們之間的分歧更為困難。

所以就算在勞資談判上他們往往處於下風，亦不得不感恩於史坦。球員之間最主要的矛盾，就是天皇巨星與低薪球員之間的利益問題。為了達到此目的，他甚至用過頗為出格的手段，例如在2010年，他曾對華盛頓巫師東主李昂西斯（Ted Leonsis）罰款十萬美元，原因是後者未獲授權就透露了資方的談判立場。自此，薪酬上限的存廢或計算方法就經常成為NBA勞資糾紛的重點。

這次停擺以資方大勝落幕，NBA成為北美職業運動中第一個為球員個人工資設立薪酬上限的聯盟。而同時史坦亦擅長分化球員

上篇就提過，史坦帶領NBA成為全球矚目的賽事，是有外力之助，不能抹煞了史坦的能力，然而他部分所用的手段，也不是沒有爭議的。這次停擺以資方大勝落幕，NBA成為北美職業運動中第一個為球員個人工資設立薪酬上限的聯盟。

1983年的集體談判協定，就引入了「薪酬上限」（salary cap）的制度，即球員薪金不得超過NBA聯盟收益的53%。所以就算在勞資談判上他們往往處於下風，亦不得不感恩於史坦。